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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说印度人面对的是苦恼，那么犹太人面对的就是苦难。没有哪个民族像他们那样灾难深重，一次次妻离子散，一次次国破家亡。也许，只有耶路撒冷第二圣殿遗址上的那座哭墙，才知道他们流过多少泪水。[9]
事实上，犹太教的真正创立，就在他们集体受难之时。公元前586年，也就是释迦牟尼出生前二十年，中国春秋的楚共王讨伐郑国那年，耶路撒冷被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夷平。从国王、贵族、祭司到工匠，上万犹太人被戴上手铐脚镣掳往巴比伦，史称“巴比伦之囚”。
这就太需要救世主，也太需要认同感了。《旧约》的前五篇，即所谓“摩西五书”，就是在这个时候由他们的先知整理编写出来的。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奇迹：不可胜数的弱小民族一旦国家灭亡、人员流散，就再也不可能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；唯独犹太人，即便再流亡一千八百年，也依然会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，自立于世界之林。
现在，我们知道宗教能给人们什么了。
第一是安全感，因为有神的保佑和庇护。第二是自由感，因为真正的信仰只能发自内心。第三就是身份认同。对于宗教徒而言，说“我是佛教徒”，就跟说“我是泰国人”没什么两样，甚至还更亲切。
宗教，是没有国界的国家。
那么，我们民族为什么没有宗教，也不需要宗教？
天上人间
我们民族很长时间没有宗教，也不需要宗教，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（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《奠基者》等）。但有一条可以肯定：古代的中国人是“天下主义者”。
什么叫“天下主义”？就是世界主义，或人类主义。在天下主义者看来，国家不过是天下一分子，就像大家族中的小家庭。因此，真正的人，只属于天下，不属于国家。
这，至少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的观念。那时的士人（知识分子），都是跑来跑去的。孔子、墨子、孟子、荀子，概莫能外，也从未有人骂他们是汉奸。最爱国的孔子，也不过是离开别国走得快一点，离开鲁国时磨磨蹭蹭走得慢一些。但周游列国、朝秦暮楚、改换门庭，则毫无问题。
好嘛！国家都可以不要，还要什么宗教？
其实，别具一格的还有希腊。
希腊人也是“天下主义者”。他们的城邦原本就是殖民的结果，他们自己更不在乎见异思迁。实际上，做一个外籍居民最严重的后果，也只是没有参政议政的公民权。但这顶多让他成不了“雅典人”，却并不妨碍他成为“希腊人”。
希腊，也是“天下”。
那么，希腊人有宗教吗？
有，但至少有一半是用来玩的。
希腊和埃及都是多神教，但埃及的神“半人半兽”，希腊的神“半神半人”。人身上的七情六欲，包括所有毛病和弱点，他们的神都有。从争权夺利到争风吃醋，从胡言乱语到胡作非为，偷情、使坏、恶作剧，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哪一样没干过？最后，神的所有错误和坏事，都被编成悲剧或喜剧隆重上演，以至于每一次祭神的庆典都是人的狂欢。
这哪里是宗教，又哪里是信仰？
宗教在希腊人那里，其实变成了艺术。
与此同时，或者更早一点，他们也把巫术变成了科学，甚至变成对纯粹真理的思考。他们的科学，是“为科学而科学”的；他们的思考，也是“为思考而思考”。因此，他们又从科学走向了哲学。事实上，哲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，就叫“物理学之后”，中文翻译为“形而上学”。
这就跟印度人不太一样。
印度人是先把巫术变成宗教，再把宗教变成哲学的。因此，印度人的宗教尤其是佛教，便极具哲学意味。当然，他们的哲学也极具宗教意味。包括他们的非暴力主义、转世轮回和因果报应，还有瑜伽，都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。
的确，喜马拉雅山麓和恒河岸边的印度，似乎是一个灵魂不灭的国度，一座建在人间的神殿，一条永远洁净的圣河。在那里，你能听见来自天国的声音，就像犹太先知、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能够直接得到神的启示。
犹太人和印度人在天上，希腊人和中国人在人间。
一直生活在人间的中国人甚至部分地保留了巫术。民间喜欢的口彩，皇家喜欢的祥瑞，便都是巫术的遗风。毫无疑问，进入文明时代以后，巫术不再占据舞台的中心，它也要变。只不过，既没变成科学，也没变成宗教。
那又变成了什么？
礼乐。
巫术变成礼乐，其实就是变成道德和审美，或伦理与艺术。因此，其他民族依靠宗教去实现的功能，在中国就靠礼乐来完成。礼的任务是维持秩序，给我们安全感；乐的作用是保证和谐，给我们自由感；中华民族独有的礼乐文明，则帮我们实现身份认同。
所以，我们没有宗教，也不需要宗教。
实际上，从巫术到礼乐，在中国就像从部落到国家一样自然，只不过时间要晚得多。准确地说，那是周人智慧的体现。因此，我们现在还不能讨论礼乐。因为历史舞台上还有一些明星没有退场，必须交代它们的去向。
比如图腾。